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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陌生人社会需要改变

2014年08月31日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

观点一:对社会信任度下降无须过度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追求的多元化,公众的需求也会逐渐提高。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也从一个侧面验证和体现了公民素质的提高。

    在资讯高度发达、信息异常透明、公民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对社会诚信度会要求会越来越高,也更加挑剔。这亦是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观点二:政府诚信是社会信任体系的关键一环

    提及社会信任,政府诚信始终是绕不开的关键一环。这是因为,从信用主体看,社会信用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其中政府诚信是社会信任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正如蓝皮书主编王俊秀所言,民众对广告、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大力倡导诚信建设,忙碌地建立制度,貌似已经看到不讲诚信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的诚信建设依然相对滞后,带头不讲诚信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价格听证会上让民众被代表;承诺民众的事情并未做到;官员失德甚至违纪违法事件被隐瞒或不了了之;财务收支、公车数量、官员升迁等不透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群众当面信誓旦旦,背后信义全无;更有甚者,一些官员竟将一时的承诺作为糊弄群众的权宜之计和机巧手段。
    很明显,一旦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例如媒体就曾爆出浙江某县“老赖”很多,其中“官赖”居然就有上百位。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如果政府不严格守信,其治理对象又该如何呢?政府的权力基础,是民众的认同,而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势必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毫不客气地说,相当程度上,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失信行为,拖累了社会信任。正因如此,在建设社会信任体系的过程中,拿出实实在在的刚性规则和制约铁律来有效过滤和净化一些地方政府的不诚信之风,显得举足轻重。
 
观点三:我们已经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吗?
    
    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陌生人,不愿相信陌生人?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性本恶”的教育。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一定要远离陌生人……最近赵忠祥与郑渊洁的“口水战”即是最好的例子。郑渊洁2月14日带81岁老母亲看冰灯,一陌生女孩儿搀扶母亲,却被女孩儿家长告诫小心被讹。郑渊洁发微博讲述此事后,赵忠祥转发并评论了这条微博,直指郑渊洁没有尽到人子之责。“性本恶”的教育实际上本身就在传达一种人人都是敌人、人人都是恶人的观念,在这样的情形下,能相信“天下无贼”的也就只有“傻根儿”了。所以“不要相信陌生人”的教育才是人际之间缺乏互信的罪魁祸首。
    我们彼此之间的陌生与不信任,其实与我们过度相信“熟人社会”有关。陌生人与熟人其实是一对矛盾,我们越相信熟人,就越不相信陌生人,但并不是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变成熟人。“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是背景和关系。正因如此,“熟人社会”说到底还是一个个小圈子,这些小圈子因为特定的关系和利益而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熟人社会”只是让少数人互信,而多数人依然彼此陌生。
    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冷漠,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但其实我们与真正的“陌生人社会”相距甚远。
    费孝通先生认为,“陌生人社会”应该是一个依赖于契约与制度发展的社会,人与人之间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心态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不信任而已,契约、制度、规则尚未完全建立。相比于“陌生人社会”,我们现在其实只有陌生而无社会,因为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

 

来源:广州安菲希特皮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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